传统的消费大国过度借贷的消费方式行将改变,同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盛行,因此单纯依靠外需回暖和供给方面的政策刺激,已经无法保证出口的稳定增长
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始终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特别是2005年-2007年这三年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20%的水平上。
然而,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却打破了中国的“出口神话”。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骤减。2009年中国出口同比下降16%,全年贸易顺差同比减少34.2%,自加入世贸来,出口对中国经济首次出现负拉动。
面对旺盛的外需,中国可以扩大生产轻易地满足。但在目前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一味等待外需回暖已不现实。传统的消费大国过度借贷的消费方式行将改变,同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盛行,因此单纯依靠外需回暖和供给方面的政策刺激,已经无法保证出口的稳定增长。国内产能缺口不断扩大,内需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大幅提升,同时单靠投资来拉动经济不能持久。
中国出口的出路,在于“创造”外需。
中国出口需要新思路
目前,着眼于供给方面的促进出口政策措施其长远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占中国全部出口的将近50%,但目前这些发达国家市场消费者的去杠杆化过程仍在进行时,过度借贷消费的方式行将改变,这就决定了拉动出口回升的外部需求在今后数年内都不可能回到危机之前快速膨胀时期曾达到的水平。
同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保护本国就业、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促进新经济产业回归本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国家盛行,也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外需市场。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金额102亿美元。
而与此同时,国内产能过剩,单靠投资拉动经济不能持久,而“创造”外需可为提升内需赢得时间。
在过去的一年,投资虽然能在短时期内维持经济增长,但同时由于过度投资,中国的产能缺口也在不断扩大,长久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不现实。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只有50%-60%。以钢铁为例,《2009年钢铁行业发展回顾及2010年展望》称,2009年中国粗钢产能将达到7亿吨左右,在产能过大的压力下,钢铁行业增产不增收,库存增加,价格下跌,全行业仍有28%的企业亏损,2009年全行业销售利润率下滑至2.2%,同比下降53.4%。
中国的内需和产能一直以来是不匹配的,在外需强盛的情况下,产能被输出到境外,从而消化了多于内需的产能,如今国外需求减少,产能过剩就不可避免了,而过度投资更加重了产能的过剩。同时,由于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难以出现较快增长,来消化目前的产能,这些过剩的产品必须要在国际上找到买家。
中国面临的资源瓶颈及外资风险,也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对外投资带动出口。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美元资产,中国对外投资提速有利于化解外汇资产风险。中国人均资源相对匮乏,主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偏高:2009年中国对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类的大宗商品进口激增,特别是对于原油的进口依存度已超过了50%的警戒线。
中国的出口战略正面临加入WTO以来的首次重大调整。在国际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的出口政策是鼓励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在2009年下半年商务部召开的多个会议上,中国商务部正在考虑把稳定出口战略的重点转向“创造”外需。
“创造”外需的三大途径
那么,如何创造外需?
第一步,进一步稳步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迄今为止,中国正与五大洲的31国家和地区建设15个自贸区,签署自贸协定8个。其中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里程碑。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这是目前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贸区。
自贸协定在稳定外需、促进出口和保持份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对自贸伙伴国出口表现明显好于同期对全球出口,中国与自贸伙伴国双边贸易逆势上扬或降速较缓,中国主要出口产品在自贸伙伴国的市场份额也保持上升态势。除了自由贸易区还有边境合作区,通过合作提高这些较贫困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其消费能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贸易需求。
第二,借鉴马歇尔计划,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贷款,与其实现共赢。中国现在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比如制造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恰恰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商务部正在调研贷款给第三国,将中国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帮助他们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促进他们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一设想类似于当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将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部分转为非储备资产,向亚非拉不发达国家提供国家贷款,并在中国企业中进行项目建设和采购,以促进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以“走出去”的方式培养创造新的外需。实践证明,对外投资合作拉动出口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带动国内设备及原材料出口,也拉动了国内就业,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2009年,中国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鼓励和促进企业对外投资。中国商务部大幅减少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多项支持政策,涉及财税、金融、保险、外汇和出入境等诸多方面,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
中国的对外投资总体趋势仍在上行,今后一两年,中国对外投资还会加速。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59.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这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已达到200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市场多元化发展态势,投资国别已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由单一的创建投资向跨国并购、参股、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扩展。非洲和东南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增长点:2008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直接投资24.84亿美元,同比增长156.1%;投资非洲54.9亿美元,同比增长249%。
第三,尝试建立与能源国的产需循环,实现对出口的带动并解决能源瓶颈。由于资源禀赋的互补性,资源潜力巨大的国家为中国的煤矿业和金属业公司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同时,具有突出管理能力和生产力的中国企业与具有城建需求的能源国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利益互补优势。
随着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成效初显,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已经开始受益,试图将这些新兴市场商品出口国新增的购买力转化为对中国产品需求增加也可看作是创造出口的一个途径。同时,与能源国家形成产需循环,不仅能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所需的资源、消化过剩产能,还能实现与欧美等传统消费国未来低增长的趋势脱钩。中国对海外能源资源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成为推动对外投资步伐加速的最重要因素。2009年上半年中国石油化工企业相继与俄罗斯、巴西、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等国签署了总价值达440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协议。
长远来看还要立足国内
“创造”外需虽然潜力巨大,但面临诸多难度。大规模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有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比如会严重挤压当地的产业,引发政治和外交层面的冲突。贷款给第三国还面临制度障碍,按照目前的规定,外汇储备不能直接向外借贷,银行需要用人民币向外管局购买外汇。制度障碍同时增加了对外投资的难度:一是对外投资审批程序过于复杂、严格;二是对外投资融资渠道严重缺乏,导致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目前,中国唯一的官方渠道是并购贷款,由于并购贷款风险较大,仅仅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能够获得。2008年末,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9.6%,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央企业和单位占81.3%。目前中国缺乏大规模的国际并购经验,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产业之间缺乏协同、需求与能力不对称的问题。来自麦肯锡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20年里,全球大型企业兼并案中,真正取得预期效果的比例不到50%,而中国67%的海外收购是不成功的。
“创造”外需是为了内需提升赢得时间,平衡中国经济,长远来看还要立足国内。首先,要解决收入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稳步提升内需,应对产能过剩。研究证明,一个经济体收入差距的大小与其居民消费需求是负相关的,在外需一定的条件下,增加国内低收入人群收入以刺激消费,收入差距缩小能使居民消费需求和产能实现平衡。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扩大农村消费。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在农村,促进农村消费,关键要大力促进农村发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农业地区的发展。
其次,继续加强对产品结构的升级,扭转“中国制造”的低端形象。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服装、轮胎等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附加值低,而且容易遭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侵扰。因此,中国企业在破除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要对产品结构进行升级、调整,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转移。同时,国家应有针对性地对国际市场进行区块细分,对各类企业的生产状况和能力进行细化,引导企业与细分后的市场进行有效对接,实现产品的分层次供给。
再次,开发自身能源优势,发展低碳经济,降低能源依存度。鉴于碳资源丰富,进一步提高中国特大型煤矿的集约化程度,以发展煤化工业,实现成本优势。除了增加国内开采量外,国家应该着重从能源价值链和能源市场的金融制度上加以制衡,面对日趋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完善中国能源市场体系,要加大能源商品期货的开发力度。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从而实现“低碳经济”,主动降低能源依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