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外贸开始步入恢复通道。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回升势头，尽快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呼声渐起。我们应高度警惕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或效应递减引发外贸今明两年再次探底的可能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增长曾出现两次探底，第一次是1998年，第二次是2001年。其中2001年探底与经济刺激政策效应递减和外需持续不足有直接关系。前车之鉴，不可忽视。我们要警惕阻碍外贸回暖的两大杀手——

    外贸回暖杀手一：

    投资周期导致的经济惯性波动

    受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和西方面临的问题有很相似的地方。但根本的不同在于，西方危机是由于资产泡沫直接导致的，而中国经济已经较长时期陷入一种由投资形成的经济波动怪圈。地方政府考虑GDP和就业压力，不断地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产能呈现阶段性短缺和过剩，由此反复引发波动性通胀压力，流动性增大，迫使中央政府反复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本轮金融危机只是加重了中国这种经济惯性波动，凸显了原有经济结构中经济增长与就业环保的失衡、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失衡、长期要素投入导致依赖外贸的失衡。

    这种惯性波动，从过去的实践来看，极易引起中国经济短期内的二次探底性的震荡，并从宏观上加剧对外贸的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回升态势开始明朗，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投资拉动。从实体层面来看，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还没有被完全带动起来。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不足，经济刺激政策效应减弱，一些局部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一是政策对民营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在石油石化、冶金，甚至纺织这样的竞争性领域，目前都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情况，大大降低了行业的创新活力，对民营企业的出口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二是加剧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风险。三是受居民收入水平的制约，消费性政策刺激效应逐步减弱。例如，家电下乡无论是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还是对GDP增长都有很大的贡献，但这也提前预支和释放了农村市场容量。持续和过度的消费政策刺激则有可能成为真正市场性消费启动的障碍。

    外贸回暖杀手二：

    全球修复性失衡产生的外需萎缩

    外需不振将成为一个中长期问题

    目前，欧元区失业率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值，美国失业率超过10%，创26年新高。美国的储蓄率从“零”快速跃升至目前的6.9%，为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欧美居民消费模式的悄然改变，使得消费的贡献度正在降低。特别是我们应警惕现在迪拜债务危机以及部分国家的债务风险，比如穆迪1月13日就警告希腊和葡萄牙的经济有 “慢性死亡”的风险。加之，各国拉动内需的政策，对出口依赖的中国经济将会是雪上加霜，这一趋势形成的倒逼机制，也要求我们彻底改变畸形的投资、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重要贸易伙伴经贸政策改变影响中国出口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基于绿色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将成为美国新经济模式。如某些学者所言“世界无法让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或者说一个半同时采取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

    美国的战略转向将遏制我产业长远发展：一是美国经济战略向出口导向型、实体型经济调整，将对我已经具有的优势出口产业形成冲击， “世界工厂”地位或受威胁。从长期看，在装备制造、IT制造、汽车、钢铁等众多产业中，中美将由互补关系转为竞争关系。二是绿色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将成美经济新增长点，形成对我产业升级的战略遏制。一些发达国家出台的“碳关税”等绿色壁垒和节能标准，迫使新兴国家不得不加大从欧美引进绿色设备或技术的力度，形成进口依赖。特别是美国出口导向型战略一旦成功实施，中美摩擦将向长期化、高端化发展。

    美元贬值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出口成本

    从外贸角度来讲，由于大宗初级商品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保值作用，在金融衍生工具高度发达的今天更具有金融属性，因此美元贬值和全球流动性增加带来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和避险的需求，直接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形成了新的、现实的、不可逾越的风险。石化、钢铁、纺织等正在进入复苏通道的产业将面临成本上涨和终端需求依然低迷的两头挤压。

    结构性贸易摩擦加剧

    以保就业为目标的结构性摩擦将成近一阶段的国际贸易关系的新特点。在这些贸易摩擦案件中，主要涉及行业均是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从中长期看，与新能源低碳经济相关的、我起步较晚的产业将成为潜在摩擦领域。例如，德国太阳能生产商欲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反倾销调查，很有可能成为低碳经贸摩擦的“第一枪”。

    新兴国家争夺传统市场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呈不断提高之势。以美元计算，中国劳动力价格每年上升25%。2008年中国小时工资已达到印度的1.2倍，越南的5.7倍。在中国最富竞争力的纺织品行业，劳动力成本已为东南亚近邻的3至4倍。同时，传统制造业向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值得关注。目前，Adidas等运动品牌公司正研究分阶段将原交给中国厂商代工生产的订单转往东南亚等地。

    此外，中东利用资源优势快速扩张石化产能，预计到2013年，中东乙烯产能将居世界第二位。中东地区本身对石化产品的需求较少，大宗石化产品的70%以上产品均需出口外销，约占世界出口量的两成以上。极具竞争力的中东石化产品已经导致欧洲化工企业大规模关闭，对石化的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避免二次探底 应该开什么药方？

    基于国内投资周期性波动、全球修复性失衡、外需持续萎缩、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外贸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刺激政策处于两难困境：如果退出时间窗口过早，必定意味着大量中长期工程成为“烂尾工程”，使未来的信贷和财政政策无法全身而退，就业压力也将加剧，居民自发性消费难以启动，“三驾”马车的结构性失衡依然无法缓解。如果不退出，政府将直接面临通胀压力，对产业的负面影响加剧。

    因此，建议2010年继续保持投资和扩大内需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建立经济刺激退出机制外贸“防火墙”。

    第一，进行适当的通胀预期管理有利于外贸的恢复性增长，现有外贸类刺激政策应“缓退”、“稳退”。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经济，根据历年的经验，3%左右甚至再高一点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承受的。适当的通胀有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从而帮助经济增长。在资本流入难以控制和汇率稳定的前提下，适度通胀有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维持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第二，实施政策更为优惠、时效更为长远的低碳工业园区专项政策，打造全球“低碳制造”中心，培育出口新增长点，应对国外碳关税。

    第三，设立优势产业“走出去”专项扶持基金，帮助国内过剩产能中有条件的产业，有目的、有计划、有国别的“走出去”。一是采取绿地投资、份额权益等方式，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渠道和品牌，提升我国资源性产业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工程承包、成套设备出口，采取“债转股”，“费改股”等方式介入国外基础设施运营，化解经营风险；三是强制性转移部分具有就业刚性、但严重影响减排目标的产业，化解绿色壁垒和贸易摩擦风险。

    第四，将发展外向型民营经济作为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战略重点，推动各地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外贸服务机构，实施“添翼”服务工程。

    第五，在扩大内需的资金中安排专项费用，推广运用物联网技术，加快建设国际大通道，完善国内物流基础设施，提高国际贸易流通效率。

    第六，推动自贸区建设，开拓新兴市场，减轻对我出口的短期影响。